1952年9月，在北京的中南海门口，一名身穿粗布衣服、携带行李的中年男子被警卫挡住了去路。他没有任何正式的拜访函件，看起来不像是来办事的干部，只是用询问的口吻问道：“毛主席在里面吗？”警卫依照规矩进行询问，这名男子便从怀中掏出一封信，声称自己是毛主席的兄弟。警卫接过信件，上面写着他的身份是“铁匠”，这让他们感到困惑。毛主席的亲属或旧识中怎会有一个铁匠？不过，事情并没有被轻率处理。警卫逐级核实信件，还向毛主席的工作人员询问，确认来人确实是朱其升后，才让他进入中南海。久别重逢的两人终于在北京相聚。

当毛泽东见到朱其升时，既感到震惊又非常高兴，开口便问：“其升兄，这么多年你怎么才来信？”朱其升站在一旁，显得拘谨，就像当年刚踏入军营的年轻时光。四十多年过去，身份变化了，但称呼依旧未变。这段友谊的源头，并不在正式的革命名单上，而是在1911年长沙的一道军营门口。那年春天，毛泽东从湘乡来到长沙求学。武昌起义后，湖南的形势迅速变化，许多年轻人谈论着革命，也有人选择投身新军。毛泽东决定参军，但由于缺乏军营内部人员的担保，被招兵人员挡在门外。

毛泽东穿着长衫，尽管年纪不大，却极有主见。他与军官争辩，说明自己的情况时，争执声传进了营房。此时，正在里面的朱其升走了出来。他出生于1891年，家境贫寒，小时候即到铁匠铺做学徒，经历艰苦的生活。1911年，受到家乡灾荒影响的他，因为饥饿偷吃了师傅的米饭，被赶出铁匠铺，后来加入了湖南军队。朱其升看出毛泽东不同于寻常的学生，便主动提出：“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可以为你作介绍。”不过，他只是一个上士，单独的担保不够，于是还请了副班长彭友胜共同作担保，这才让毛泽东顺利进入新军。

那年秋季，军队分发了军服，但棉衣棉被未能及时到位，朱其升把自己的棉衣借给毛泽东，晚上让他一起共享一床被子。尽管军营生活艰苦，这份照顾十分实在，没有过多的客套。毛泽东有文化，常帮助士兵写信，讲解报纸上的新闻以及历史故事，朱其升和彭友胜总会围在他身边，三人逐渐熟络起来。一次，他们谈起《三国演义》的结义，彭友胜提议他们也可以结为兄弟。于是，毛泽东、朱其升和彭友胜共同结为义兄弟，尽管没有正式的仪式，却表现出军人之间重情重义的特质。对朱其升来说，毛泽东是有学问、能成大事的“小弟”；而对毛泽东，朱其升则是危急时刻愿意相助的哥哥。

毛泽东在军中并未呆久，1912年便离开新军重新回到学业。临别之际，朱其升拿出军饷为毛泽东烹饪了一顿红烧肉。自此，毛泽东走上了求学与革命的道路，而朱其升则回乡开设铁匠铺。时间一晃而过，朱其升并不知道“毛润之”后来的新名字“毛泽东”，也未知他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。直到1950年，他在街头看到毛主席的画像，凝视良久才认出昔日的兄弟。

然而，乡亲们对此并不相信，一个铁匠为何能与毛主席相识？朱其升没有争辩，只是请当地的教书先生代写信件。由于毛泽东忙于政务，未能及时阅读，朱其升先后寄出几封信，直到1952年8月30日才收到回信。信中称他为“其升兄”，并寄去二百万元人民币，换算成当时相当于二百元新币，作为他做小生意的本金。信中还提到彭友胜，说明这位旧日的兄弟仍然健在。朱其升收到信后，立刻动身北京，经过几天的询问终于找到中南海，才发生了前文提到的相认场景。毛泽东设宴款待，特意准备了红烧肉，朱其升品尝后感慨：“还是四十年前的味道。”

这次见面虽然时间不长，但因毛泽东公务繁忙，朱其升也并不想打扰他。在临别时，毛泽东再次给了朱其升一些钱，叮嘱他留意家乡的情况，如有需要可以写信告知。回到家乡后，朱其升组织了补鞋匠、补伞匠等人，创办了和平油布雨伞厂。遗憾的是，从此两人再未相见。1956年，朱其升因胃癌在武汉去世，享年65岁。那封保存下来的信，以及在中南海门前的相认，铭刻着起初在军营共度的岁月、送别的红烧肉所象征的深厚兄弟情谊。